按：此文写得比较散，逻辑与深度都有待增强，但当时确实是我认认真真读了书之后发的议论。现在看来颇有可取之处。今年1月去福建游玩，感受那边的宗庙社稷之风、风土民俗之趣，对“海外华人”这一命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就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
孔飞力以1567年威名赫赫的明“海禁政策”的废止作为中国“近现代”的开端，自是华人远赴海外谋生定居，已有逾400年历史。从《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以下简称“本书”）中来看，早期华人多因家乡的人地矛盾而远赴南洋，从事商贸、包税、采矿等经济活动。虽然出外求生不易，但总算有利可图，甚至能在一些地区取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然而鸦片战争已降，本书就将资本主义市场扩张与全球化带来的海外华人新群体的惨痛际遇展示得一览无余。海外华人普遍遭遇了此起彼伏、轰轰烈烈的排华运动。“劣等阶级”“奴隶本质”“根本不可能融入当地社会”成了他者眼中华人的普遍标签。契约华工的命运则更加不幸，“……在馆内倍受逼迫，窘辱多端，勒令出洋。懦者屈从苟免，但有胆敢声言心不甘愿立遭摧残，甚至置于死地……” 。在旺盛的需求环境下，有约265万契约劳工走出国门 ，在种植园、矿区与铁路工地，他们忍受着恶劣的生存环境，拿着微不可计的薪水成为奴隶制的替代品，为资本的扩张服务。除去旅途的货轮中病死、饿死的华人不计，仅在太平洋铁路的修筑过程中，遇难的华人就数以千计。乃至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人们还能从内华达的荒野中挖出当年触目惊心的尸骨。
读完本书，我不禁要问，海外华人身份地位急转直下的原因是什么呢？当地的白人劳工与殖民地原住民们，又为什么会如此排斥华人呢？海外华人们现在又怎样？一个多世纪的挣扎，又迎来了怎样的解决与现状？以下，我将就对本书的阅读与思考，做出对上述问题的探讨。
从本书中我们不难看到，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海外移民活动，其性质与特点与之前均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鸦片战争及其影响”一章中对这一变化给予了详细阐述：一方面五口通商与外资流入对沿海地区人们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逐渐走向半殖民地的大清帝国自顾不暇，牵连在海外华人与祖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诚然，当一个国家尚且无法保障自己国土上的人民免受兵燹之乱与洋人的威胁时，风筝一般的海外游子就只能独自面对异国的风雨了。此外，海外华人这种身份角色的改变还有另外的原因。工业革命的开展加快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带来了全新的生产关系与更加迫切的殖民需求。如果说以前外出谋生的华人尚能通过努力与抱团协作来部分弥补资本原始积累的差距的话，鸦片战争以后的华人就只能沦为资本主义的工具了。
经历了这种变化之后，海外华人面对的是与当地殖民者/资本家和原住民/白人劳工新的关系。在东南亚，更多的华人以“新客”的身份涌入，与民族认同感日渐衰微的土生华人与充作“门户”与“跳板”的当地华商一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华人生态。他们有的不断适应新的殖民与经济政策，继续充当白人与原住民之间的第二阶级，有的则流落社会最底层，在种植园为殖民者服务。殖民者对不同阶级的华人似乎都不太友好。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华人群体一向以其庞大的规模让殖民者畏惧，更何况这个群体又有一套独有的、内向型的文化体制。他们拥有宗亲社团、方言群体，保持着祭祀等文化传统。这也许是由文化特性与海外华人的普遍心理所导致的，但这样的事情显然不是制度与文化的输出者所愿意看到的。无怪乎历来东南亚的宗主国们都以隔离、强制乃至宗教手段约束华人，也映照了后文中提到的美洲澳洲白人们对黄色人种的敌视。此外，远赴南洋的华人又普遍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在“殖民政策演变与华人的应对”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移民是如何从放债、包税与贸易中牟取利润的。在菲律宾，“中国移民并没有如西班牙当局之所愿，他们只要一有可能，就转身进入商贸领域”，在荷属东印度，“由华人专营的鸦片，如同吸管一般，一点一点地吸走了印尼人的收益” 。客观地讲，这一特性确实容易给人造成“唯利是图”的印象，尽管利益的真正攫取者、契约劳工的使用者与殖民统治的施加者也许并不是这些黄皮肤的商人。
在美洲与澳洲，在民族国家与西方世界的本体，没有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与如何充分榨取经济利益的问题，政府与民意对绝类奴隶制的契约劳工就谨慎许多。从派珀对克罗克的华工问题的诘问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些西方国家在平等人权的宪法自由与不可避免的需求、难以消除的种族歧视之间的矛盾，而事实上我们愿意相信这样的矛盾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依然存在。而在其他方面，暴力事件、极端言论与排华法案才是主宰一段时期对华人态度的普遍情况。
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思想指导下独立的东南亚殖民地人民用敬畏的目光目送原来的宗主国，而把愤怒的矛头指向同为被压迫者的华人们；美国经济萧条时代，白人劳工对抗的目标不是高高在上的资本家而是流落海外的华人“阶级兄弟”。这些矛盾的事实引发我的思考。我国的半殖民地历史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中国人民的奋勇抗争，东南亚殖民化进程中也许也有，但一个民族文化不丰满、民族精神不独立的地区在经历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后，遗留下的也许只有敬畏与庆幸。曾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在回顾那段腾飞的历史时，还有一种普遍的论调认为经济腾飞来自日殖时期的经济遗产，更何况那些依靠殖民统治才走上工业化的东南亚诸国呢？此外，华人又多以第二阶级的身份直接与原住民接触，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确是令人反感的征税者与放债者。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待华人的态度。对于西方国家的工人们，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说华人确实带来了经济竞争与文化问题，正如同现在的欧洲难民危机一样，但讽刺的是，人们在面对压迫与困境时往往不是反抗强者而是欺侮更弱者。排华成了情感宣泄、竞选工具与政治正确。这样的例子比比而是。于是在竞争与种族仇视、阶级对立中，华人成为了最不受待见的群体之一。
那么，困境之中的华人会作何选择？一方面，长期的海外生活毕竟带来了一些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艰难的生存环境赋予了他们平稳处事、抱团取暖、擅于观望的特点。他们在大洋彼岸的城市中建立据点与协会，在东南亚成立社团，推举能人。海外成了避难保身与筹备革命的场所，海外也成了回馈乡里、筹款救国的场所。也许在一些胶着不定的政治事件中一些人保持观望，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展现出的担当足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切的根源也许来自于民族主义的觉醒，知识分子的留洋与海外华人的整合与聚集。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趋势中，华人们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同，开始愿意关注“国运”，清政府也终于愿意放下成见，为这个群体正名。从最早的留美幼童，到后来旅日旅欧的留学生中，涌现了革命党人、外交家、教育家、铁路工程师等一大批早期优秀人才。在海外的华人社团群体，也渐渐不只是为了生计，中国同盟会、南洋华侨与日本后援者都在革命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随着国内革命前景逐渐明朗和西方国家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如美国《排华法案》的废止），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得到好转。在西方，除了客死他乡的劳工与在狂热的排华浪潮中遭到遣返的华人之外，还有不少华人得以融入当地社会，结婚生子。另一边，东南亚的华人富商也做出了妥协与适应，如接受文化的同化与所谓的“阿沙阿特主义”。这一年代，世界华人总数约为1200到1300万人 ，他们对经济与文化自由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也许在整体上，海外华人的身份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但就个体而言，无数勤劳勇敢的华人用自己毕生的奋斗赢得了当地人们的尊重。他们中有南洋小岛上做一辈子货郎的老人，有帮会头领的后裔，流落中东做餐饮生意的夫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代四千万海外华人们，无不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自己的身份与情怀。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上，海外华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都贡献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们值得平等与尊重，也值得我们用当代人的目光感悟与思考，思考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所诞生的一群不平凡的人们。
